迟到的悼念
——深切怀念著名画家亚明先生
亚明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一年多了。然而，他的音容笑貌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，久久难以忘却。
记得在他去世的前半个月，我曾与南京大学原副校长、校友总会常务副会长袁传荣教授一起，到江苏省级机关医院病房去看望他。我捧着一大盆盛开的红杜鹃花走进病房，但见他无力地坐着，接受家人对他的按摩。我说：“亚老师，我和袁校长来看望你，祝你早日康复！”他那带着痛苦、无奈，然而却是兴奋、感激的神态望着我们，并用手指指着喉咙和前腹，却一点也说不出话来。我理会他的肢体语言，对他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不必说话，只听我讲，好吗？”他点点头，半睁着眼看着我们。我继续说：“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。现在你确实遇上了困难。但是我相信，你会以一位革命老战士的顽强精神和毅力去战胜它。我们衷心的祝愿你早日康复，我们南大师生还盼望你回去给大家讲课呢。”他会意的点点头。我们不敢久留，便依依告退，他吃力的用双手频频作揖，表示感谢。我们祈盼他能度过这一劫。没想到半个月后，竟传来逝世的噩耗，其时是2002年2月19日……。
我和亚明先生相识于苦难的年代。算得上是患难与共的朋友了。
1966年文化大革命不久，江苏文化系统“造反派”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“江苏省文艺黑帮画展”，展出了亚明、周村、李进的所谓“打倒江苏三家村黑画展”。展出的展品，有三人的画以及个人爱好藏品。我正是在这个黑画展上知道亚明的名字的。这个展览不但没有引起我对这些所谓“文艺黑帮的愤怒”（引自展览前言），反而觉得这三个人很有意思，他们的年龄虽都不大，然才华出众，画也画得很好，很有个性。而且还有高雅的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，他们经常在一起笔会，饮茶交流等等。可以说既是江苏当代文化名人，又风流倜傥。尤其是亚明的所谓“百壶斋”，收藏了各种茶壶，给我印象最深。“黑画展”，对于我这个孤陋寡闻，长期在封闭的校园里生活的人来说，真是开阔了眼界，不能不说是一次追求多彩人生的启迪。我想江苏是文化大省，文人以文会友古来有之，亚明等人的这种业余交往，正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延续。由是，我产生想见亚明的念头。
1972年一个秋夜，我在一友人的领引下，来到亚明的住所，第一次见到了他。这是江苏省文化厅的一座旧的多层宿舍楼，虽然当时亚明已调入江苏省国画创作组，但仍然没有什么自由，对我们的来访还是有戒心的，显得有些紧张。经友人的一番介绍，并说明来意后，他才释然些许。这次见面谈话不多，主要让我看了一些他的新作品，不到一小时便告辞了。由于当时我才学画不久，不论是画画技巧和知识都很浅薄，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折腾，我没有时间，也顾不上再去拜访他。
1976年１月初，周恩来总理去世，除了“四人帮”一伙外，全国处于悲痛之中。我再次来到亚明的宿舍，进门便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四尺整宣的大墨松，我被它震住了。一颗巨松顶天立地，松干的右下方一枝粗大的松枝嘎然折断坠落在地。这是亚明用泪水哭写的，以此寄托对周总理去世的无限悲痛与哀绝！站在画前，我半天说不出话，眼泪刷刷地往下掉。这是我们同心同感同情出现的场景，也是亚明视觉艺术的魅力。从此，我与亚明有更多的来往，及至成为患难与共的同志和朋友。
两个月后，1976年3月2日晚，我再次来到亚明的宿舍，告诉他我即将出差到贵州，参加贵州省一项重点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，即“普定县岩溶地下水研究与开发利用”，想做些沿途写生工作，问他有何经验提供借鉴。他毫无保留的告诉我说：“你可以直接在宣纸上画，把眼前看到的速写下来，以锻炼抓形出神的本事。”并且说：“纸不必太大，四尺裁三即可。我出去就是这么办的。”他的这个指点，竟成了我野外写生的新起点。实践证明，用亚明的方法大灵。这次贵州之旅前后半个月，我在火车上写，野外工作之余画，竟得画稿９０几幅，归来汇总编辑成册，命名为《西南行写生集》。这是我1965年拜许公泽先生学习山水画十年之后，开始转入“师造化”练习阶段得到的第一个成果。此后我一直沿用亚明之法，在数年中先后有七个写生集问世。它们是：《赣西北行写生稿》（1982）、《溯江行》（1982）、《川陕行》（1982）、《苏皖行记》（1983）、《大别山纪行》（1983）、《故乡厦门行》（1984）、《杭州西湖风光》（1985）等等。这些成果现在看来虽然很幼稚，但通过这些实际磨练，却使得我练就抓形出神的过硬本领，绘画技巧显著成熟起来。我把那几年的苦练称之为“实战前的准备阶段”。从1985年暑假开始，我正式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旅游资源考察研究工作。在野外科研工作中，我把地质科学、自然审美、山水绘画与旅游建设有机的结合起来，开拓出山水画直接为地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道路。先后完成了对贵州黄果树地区（1985-1987），新疆特克斯县（1993-1994），福建永春县（1996-1997）的旅游资源考察研究，出版了《贵州旅游资源考察风光绘画集》（1989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）、《特克斯旅游资源考察画集》（1994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）、《福建永春旅游风光》（1997，南京出版社）。2000年我又结合塔里木石油天然气地质考察，完成了《新疆行风光绘画集》（多媒体光盘2001.）等等。这些成果之得来，追根寻源，亚明先生在２7年前对我的那次指点具有关键性意义，他的功劳是永恒的。每每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深深的怀念他，由衷的感谢他！
1976年4月，我因反对“四人帮”，捍卫周总理，拥护邓小平而被作为“南京事件”的代表人物投入监狱。虽然，我的行为与亚明无关，但是在当时“大追查”风的袭击下，亚明未免与我曾有来往而提心吊胆。个别胆小鬼、别有用心的人，也趁机在亚明面前散布谣言，说什么“康育义在狱中招供了，说亚明是他的幕后策划者”。这些捕风捉影的谣言，无疑给亚明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。这些情况，当时我是全然不知的。办案人员也从未涉及亚明与我关系的问题。只是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我无罪获释之后，我和亚明会面时才得以知晓。我听了他的诉说，未免觉得愧疚，感到很抱歉，让他受惊了。而当他知道一切之后，亚明非但没有怪罪于我，反而亲切的对我说：“老康，我对你没意见！”一句话，所有误会全消，造谣者却暴露出丑恶的嘴脸。从此，我们之间关系更亲密，更信任了。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。1978年，我因得到了彻底平反，并被南大党委授予《同“四人帮”作斗争的英雄战士光荣称号》而心情舒畅，不论是教学、科研，还是业余绘画活动，都得到全方位发展，真是扬眉吐气。按理说，此时的亚明也应当得到同样的好光景，他的才智应当得到更好的发挥。然而，他的道路仍然是坎坷的。八十年代初，他莫名的受到打击，有一段时期连他的日常行动也受到限制。总之一句话，他继续受到极左思潮的陷害。在这一时期，更能体现我们是同甘共苦，患难与共的友谊关系。在他困难期间，我尽可能从旁帮助他。我频繁到府上看望他，给他精神上的安慰。1983年我发起成立南京大学书画研究会。1984年我邀请他担任书画研究会顾问，请他参加《南京大学春天书画展》，将他参展的作品刊登在《南京大学报》上。1985年，我邀请他来南京大学开艺术讲座，整个大教室坐满了南大学生，让他感受到南大学子的热情与真诚。1986年，我以南京大学书画研究会的名义，聘请他担任南京大学兼职教授（同时聘请还有宋文治先生），我们召开授聘大会，南大副校长庄重的把《聘书》当场授予他，这次活动得到了江苏省、南京市新闻媒体的及时报道，让他扬眉吐气，心情舒畅。1987年春，他和宋文治先生一起，与我们共同筹划成立南京大学东方书画艺术研究中心。４月１７日，学校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召开东方书画艺术研究中心成立大会，他又邀请北京的徐邦达先生来参加研究中心成立大会，他们都作为学校的贵宾被请上了主席台。此后，他和宋文治先生又为我们研究中心聘请了北京的黄胄，上海的谢稚柳、陈佩秋诸先生为南大兼职教授。这些兼职教授在亚明带动下，都积极参加我们研究中心举办的大型画展和对外交流活动，为扩大南京大学东方书画艺术研究中心在海内外的影响，做出了重要贡献。经过十几年的努力，如今，我们南京大学东方书画艺术研究中心，不论在文理学科交叉渗透进行书画理论研究方面，在书画作品创作方面，在大学生中普及中国书画知识方面，还是在对外书画交流方面，都做出很多成绩，成为我校一个著名的跨系科的研究机构。抚今追昔，我们不能忘记曾经为研究中心的创建与发展，做出很大努力的亚明等诸位先生的功迹。
高山远去，江水长流。
亚明同志，永垂不朽！
2003-08-14于南京大学